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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“人头马”宴席，寻访贫困生的志愿者们禁不住流下了眼泪。这一场景，也让全国很多人心里不是滋味———为志愿者感佩，为贫困生悲悯，为饕餮者气愤。

　　新浪网搞了一个“如何看待贫困县人头马喝哭志愿者”的公众调查，截至昨晚21时，有近96%的人对类似这种地方官员公款吃喝现象表示“司空见惯”。

可见，以吃喝作为官场迎来送往的“必要程序”，当事官员似乎已然进入了一种“行为惯性”———只要“接待”，便少不了要吃喝一顿，根本不顾及接待的对象是谁、接待的场合是否合适。这次之所以掀起轩然大波，是因为“人头马”和“贫困生”置于同一个场景之下，实在太过刺眼而已。如果不是志愿者泪洒酒席，大约不会有如此之大的波澜。

　A制的“人头马”，他们还为国家“节约”了钱呢。在已经形成的“吃文化”和官场的潜规则面前，道义的规劝和眼泪的打动都显得有些软弱无力。

　　志愿者到贫困地区“寻访”贫困生，但对当地的官员来说，却是无需这么麻烦的，他们就生活在那些贫困生的周围，少不了耳闻目睹那些贫困生的生活困境，但是，一边是“穷得让人心酸”，一边却是“人头马”的“富裕”；一边是潸然泪下的不忍，一边却是杯盏交错的心安理得。

　　有报道说，每年全国公款吃喝费用是2000亿元人民币。而同时，各地也都有“教育经费紧缺”的“苦衷”。

　　“人头马事件”让我们从“一斑”窥见了“全豹”：在一些即便是贫困的地方，教育落后并不一定全是因为缺钱，在花钱的次序安排上，其他开支排在了教育和扶贫帮困的前面。这种现象值得深刻反省。

　　因为“百年”才能“树人”，所以追求短期政绩的官员很容易放松对教育的投入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国家才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教育投入在整个政府支出中的比例。

　　按照《教育法》规定，各级政府都要切实保证教育经费实现“三个增长”，其中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高于财政性收入的增长。也就是说，花在教育上的钱的比例，要高于总收入的增长比例，但此前新华社报道说，“全国有17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”。这些教育经费下降的地方，当然不是都花在了招待上，但显然，教育并没有被置于“优先”的位置。

　　孔宪铎先生———原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，现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山东大学等10多所高等院校的名誉或客座教授———曾提出过“要以父母之心办教育”的观点。他认为，办教育不是钱的问题，是重视程度问题，是人心问题。为人父母，总是将家里的钱精打细算，先留下孩子上学的钱，然后才是吃穿住用。即便家境贫寒，哪怕省吃俭用，也要让孩子读书：“要是我们的父母官以父母之心办教育，教育焉有不兴之理，国家焉有不兴之理？”办教育需要“父母之心”，可是，要让那些“教育不顾、吃喝不误”的官员具有这样的“父母之心”，除了眼泪，还需要什么？这个问题，可能需要我们来认真省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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